即使气论否定天理的形而上层,儒家意识形态出现内部改变之张力,但基于第二重几制,发生的是根据气的不同意义对理进行重构,这些儒学之重构大多仍是道德一元论。
所谓反思,是指对思考本身进行再思考,即对理性本身进行再思考。既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故应该拒斥形而上学。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以事实本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圣经·创世纪》)不仅西方经典如此,中国经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人也是神创造出来的。2003年,《从牟宗三到熊十力再上溯王船山的哲学可能——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商务印书馆。即,它不仅克服了事实本体的局限性,亦克服了价值本体的局限性。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余英时文集》,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此《宣言》即是被学界所熟悉的现代新儒家宣言。存有的开显为存有的第二层状态,指道不能永远处于不可说的状态,它必经由可道而开显,即道显为象。照着讲即比照、依照着讲,讲别人之所讲。其三,这个学派虽具有诸多相同的义理内容,但亦表现出不同的义理主张。
10 参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在李明辉看来,护教一词本是宗教领域中的概念,通常指对宗教教条不加批判的接受与维护。
28 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132页。比如,鹅湖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其共性的义理是什么?其诸成员之间不同的主张有哪些?哪些义理可代表未来儒学发展的走向?等。总的来看,在这三代人当中,较有代表性有如下几人。概括地看,这些不同主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或可代表三种不同的义理走向: 其一,在中西两种形上学理路之对照的格局下,沿着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路,强调实践的形上学的意义。
蔡仁厚说:有人还提出‘鹅湖学派的名称。25正因为如此,牟宗三1995年的逝世竟成为一个时代性标志:它提示人们,牟宗三时代已走入历史,后牟宗三时代已悄然来临。李瑞全、王财贵、高柏园、岑溢成、杨祖汉、李明辉、林安梧等为第二代,他们因卓越的理论新创而成为这个学派的中坚力量。李瑞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家哲学、康德哲学、休谟哲学、生态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等。
参见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页。惟有如此,儒学才能不仅获得自身发展,而且亦可为人类哲学做出贡献。
这个学派继承了宋代鹅湖学派自由论辩、切磋砥砺的传统。认知我则来源于真我之自我坎陷 21,它以形式直觉应对。
概括地看,在后牟宗三时代,鹅湖学派诸学者的致思主要出于两个动机:一个方面,挖掘和反思牟宗三哲学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资源,以求将其价值贡献于当代社会和全人类。进而,牟宗三借助于佛教一心开二门 23以作为公共模型,建构起一个儒家式的两层存有论体系:良知为本体,它既可开出本体界,成就无执的存有论。他说: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王邦雄说:今天我们讲诸子百家的思想,一定要消化为民族文化的智慧,也就要把这个智慧引进当代之中,我们不是作一个凭吊怀古的学者,我们真的是要用诸子百家的智慧,面对当前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问题。
53事实上,李明辉的反驳有些过于计较,因为从林安梧的上述言说中看不出对护教一词的贬义,而且林安梧并未否认牟宗三哲学所具有的贡献。二是心理学意义的我,是现象我,由感性直觉以应之。
同时,它虽为崭新的言说,但它与第二种观点也不相同,因为它没有新的理论建构,只是强调发扬儒学已有的实际价值。36一个方面,他们有理想的提揭,通过前辈师长的精神感召和人格熏陶,将圣贤之道潜移默化于这个群体当中。
10同时,他们主张,只有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他们除定期举办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鹅湖学术论文研讨会外,还致力于儒学的民间讲习活动,推动学术走下学术殿堂,深入民间。
因此,这种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不尽相同,因为它不是围绕着道德的形上学本身作文章,而是围绕着儒学之道德教化功能作文章。2002年后曾兼任《鹅湖》月刊社社长。究其原因,就在于孔子、墨子和王阳明已将其学发展到极至。29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论衡》,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第111页。
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执的存有论。又不止于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亦有研究,其中于康德哲学用力尤深。
概括地看,虽然中西哲学会通仍是儒学所面临的主题,但在这一主题之下,一些新情况正在形成:就中国文化来讲,存在境遇的变化、道德理想的失落、人生价值的重构、对现代性的重估等已上升为急迫的问题。他说:无论在体系的完整和思想的深刻、圆融方面,牟宗三哲学都堪称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一个峰巅,同时它也代表着一条发展线索的终结。
自上世纪后半叶始,以《鹅湖》、《鹅湖学志》主笔群即牟门弟子为主体,在台湾形成为一个当代的鹅湖学派。41关于中国哲学,其研究有三个重点:其一,为周易哲学及以此为基础的儒家天命观研究。
1979-2001年任职于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所,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所谓哲学的个体性,是指哲学作为一种学说,通常是哲学家个体劳动的成果,因为不同哲学家往往具有特别的眼光,即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致思路径和不同的理论主张。杨祖汉在读大学时开始对牟宗三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总之,鹅湖学派在中国学界已经形成巨大影响力,甚至堪称全球儒学研究的重镇。
概括地看,李瑞全力图避开乃师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以收摄民主和科学的理路,转而开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并尝试把这些研究与儒家哲学关连起来。43 参见王邦雄《自序》,《中国哲学论集》(增订三版),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1页。
其学术研究的趣向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基于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之立场,不仅论证中国哲学的正当性,亦为牟宗三哲学的正统性进行辩护。1996年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三是统觉我即认知我,由形式直觉以应之。其三,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研究,指对于后现代理论的探讨和后现代社会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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